青年參與全球治理，不是停留在口號，而是要在某個領域躬身耕耘，成為新工具的創造者、國內外規則的轉譯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夏正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主權債務研究分析師，兼任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華盛頓辦公室經濟事務顧問。2018年和2020年分別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美國馬里蘭大學學習，獲雙碩士學位；曾先后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和ECLAC實習。

2025年，聯合國迎來成立80周年。80年間，聯合國見證了國際格局的滄桑巨變，并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戰后秩序的構建到全球化浪潮的起落，從金融危機的震蕩到氣候變化、疫情與債務危機的多重挑戰，聯合國與多邊體系一次次經歷風雨洗禮，也一次次肩負起人們的深切期望。今天，當全球治理體系赤字日益明顯，公平性不足、代表性缺失、南北差距拉大……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追問：未來的全球治理將走向何方？我們又該以怎樣的姿態參與其中？

我常常覺得，這個問題必須由青年一代回答。因為青年不只是“當下的參與者”，更是“未來的繼承者”。青年如何看待全球治理，如何參與其中，如何通過知識、創新和行動推動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都將決定我們能否在未來面對更加復雜的挑戰時，保持足夠韌性。

作為新時代青年的一員，我幸運地在國家留學基金的支持下獲得近距離接觸國際組織的機會，并在此過程中對青年如何參與全球治理有了自己的思考——真正的青年參與，不能停留在口號，而是要在某個領域躬身耕耘，成為新工具的創造者、國內外規則的轉譯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夢想萌芽——從童年啟迪到學術奠基

人生常被種種機緣巧合悄然塑造，我的國際組織夢想，最初也只是一粒萌發的種子。小時候，電視上曾熱播過一部叫《數碼寶貝》的動畫片。片中主人公長大后加入了聯合國，成為連接兩個世界的外交官。當時的我深受觸動，隱約意識到，和平與合作并非天然存在，需要有人去溝通、搭橋并承擔責任。也從那時起，我許下心愿：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舞臺上，為人類的共同未來做一點事情。夢想雖起源于天真，卻在成長中深深扎根。慢慢地，我發現自己的性格、興趣和能力都在不經意間朝著夢想靠攏：開朗健談的個性、對外語學習的興趣、對國際經濟事務的著迷——這一切讓我更加確信，兒時看似“遙遠”的夢想并非虛妄，它正一步步為我的未來指引方向。

2018年，我進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習，并有幸加入了國際治理創新學院。在這個理念超前、模式創新的優秀實驗性平臺上，我初次體會到“治理”二字承載的深遠意義與現實分量。通過參與調研、撰寫報告、學習談判、聆聽講座、組織活動，我逐漸意識到，全球治理并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無數具體問題的累積與解決——它既是數據背后的趨勢，也是談判桌上的分寸拿捏，更是青年一代日復一日的實踐與積累。也是在這里，我堅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有朝一日，要代表中國，在世界舞臺上自信發聲。可以說，是這里讓我看清了方向，點亮了航行的燈塔。我何其有幸，能夠站在學院與恩師趙龍躍教授的肩膀上望見遠方。未來的道路漫長，但這段根基將始終成為伴我前行的堅實支撐。

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畢業后，我前往美國馬里蘭大學繼續深造。新冠疫情雖打亂了原本的節奏，卻讓我收獲了一段特殊的學習經歷：白天兼顧國內的研究工作，晚上線上參與跨國課堂。起初，我常因時差和語言文化的差異在課堂表達中感到拘謹——美國教授提倡頻繁而及時的課堂互動，與我原本習慣“先吸收、后表達”的學習方式存在差異，這讓我一度感到不適應。隨著交流的深入，我逐漸在差異中找到平衡：既保留中國學生的勤奮與嚴謹，也學會在即興討論中直抒己見。這段跨越國界、跨越時區的學習經歷，讓我真切體會到：不同文化與思維方式的碰撞，是青年拓寬視野的重要契機。 

逐夢之路——國際組織實習的歷練與成長

2022年初，我收獲了人生第一段在國際組織實習的機會——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UNEP SCBD）實習。其間，我還參與籌備中國作為主席國主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這是我第一次站在全球治理的現場。

2022年12月7日，COP15第二階段會議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來自全球193個國家及國際組織、非政府機構的約6000名代表齊聚。會議旨在制定并通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引領未來1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進程。起初，我以為這樣的國際會議如同課堂討論中的理想方案一般——各國代表友好協商、理性探討、達成共識。然而，親臨現場才真正體會到現實的復雜與博弈的激烈：非洲國家反復強調資金支持不足，直言“沒有錢就沒有保護”；歐洲國家力推高標準的保護目標，主張在2030年前實現“30*30”的愿景（即到2030年前至少保護全球30%的陸地和海洋）；印度、印尼等國不斷提出修訂意見，擔憂過高的保護門檻將擠壓其發展空間；而以巴西為首的部分發展中國家，因資金議題進展遲緩，更在會議倒數第五天集體退場，表達不滿。 

分歧背后，實則是話語權的角逐與發展路徑的沖突。大會公約案文中一個詞語的取舍、一項條款的增刪，牽動的可能是數以億計美元的資金流向，以及決定未來10年的政策走向。會場內的空氣仿佛凝固，同傳耳機中不斷傳來代表們音量抬高的發言，會議桌上的對峙幾乎白熱化。就在這樣的時刻，來自全球各地的二三十名青年代表悄然聚集在部長級會議的入口處。他們安靜地躺倒在地，臉上畫滿了一個個“括號”——那是案文中尚未達成共識、仍存在分歧的內容。他們以這場無聲的行為藝術，呼吁與會各方在會議僅剩的三天里求同存異，共同推動消除案文中依然存在的700多處“括號”。那一刻，在理性至上的談判場上，突然照進了一束屬于未來的光。這一無聲的行動，卻讓我清晰聽到了來自青年洪亮而有力的聲音——他們沒有正式席位，不持話筒，卻以極具張力的方式，提醒著每一位代表：多邊合作的基石，需要國家間超越分歧的協作與必要的妥協。盡管這一方式仍停留在象征層面，但他們真誠而熱烈的表達，卻讓每一位目睹者無法忽視。

在大會的最后幾天，真正推動各方達成共識的，是主席國中國代表團的耐心協調和不懈努力。2022年12月19日，COP15主席、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當地凌晨三點半敲下木槌，“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獲得通過，歷史在這一刻定格，國際社會期盼已久的“框架”終于達成。那一刻，我站在現場的國旗旁，心中的自豪難以言表。這場大會的全程參與讓我第一次深切體會到：全球治理的舞臺上，青年的聲音很重要，但若要真正改變，需要更深的理解與更大的擔當。

2023年，我進入聯合國拉美與加勒比經委會華盛頓辦公室開啟了第二段國際組織實習。這是一個“小而精”的團隊，算上實習生只有7人，主要職能為監測美國經濟與全球貿易動態，并為拉美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提供建議。實習期間，我主要依托數據工具和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拉美國家與中國在貿易領域的合作與競爭情況。研究工作看似瑣碎，卻讓我在細微處找到另一種貢獻方式：我注意到辦公室的部分宏觀經濟監測類的旗艦報告在數據收集和處理環節繁瑣低效，且每年重復性較高，便用編程語言開發了一套自動化工具，實現了數據下載、清洗和圖表更新的全流程自動化。起初，這只是為了節省時間的自發嘗試，但當我向部門領導演示成果時，他們驚訝于這樣一個“小創新”竟能為工作帶來如此顯著的效率提升。我也因此被延聘為顧問，并獲得了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機會。

行勝于言——青年在全球治理中的使命與擔當

在實習過程中，我逐漸對“新時代青年”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我注意到，許多青年在國際場合熱衷于“發聲”，傾向于提出宏大的議題。例如，我曾參加的多場國際青年論壇中，臺上的年輕演講者意氣風發、侃侃而談：有人呼吁全球必須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有人強調人工智能急需規制與立法，還有人疾呼非洲兒童的醫療和教育迫切需要更多投入。這些呼吁無疑是重要且動人的，它們真切反映了青年一代的責任感與理想主義情懷。但我不禁反思：真正能讓青年體現價值的，或許并不止于提出愿景，而更在于能否找到與自身能力契合的具體方向，用專業素養和切實行動，去推動哪怕微小的“帕累托改進”。“發聲”固然重要，但比起“世界需要什么”，更重要的是“我能做什么”。

此外，我也觀察到一些發人深省的現象。部分同齡人在國際交流中，尚未完全將個人探索與國家發展深度融合，缺乏責任感和使命感；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與規則，也有人缺少青年應有的創新精神與快速內化新工具的能力，難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還有人雖專業扎實，卻因語言隔閡或不擅長與人高效溝通，難以贏得真正的信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就指出，參與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黨和國家方針政策、了解我國國情、具有全球視野、熟練運用外語、通曉國際規則、精通國際談判的專業人才。這是對全球治理人才的精準定位，也是我們青年一代的努力方向。基于此，我更愿意這樣定義我們這一代“新青年”：他們腳踏實地，既懂中國，也懂世界；他們不僅是發聲者，更是躬身為某一方向努力的行動者；他們既能把國際經驗轉化為國家所需，也能把中國智慧凝煉為可供全球共享的公共產品。

方向清晰，才能避免散而不聚、響而不實。在世界舞臺上發揮“雙軌作用”，或許正是我們這一代青年所要肩負的真正使命。

雙軌轉化——在主權債務領域貢獻中國智慧

在IMF戰略政策和審查部門的債務政策組工作后，我的這種體會愈發深刻。全球債務問題是當下最突出的治理赤字之一，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公共債務持續攀升，新冠疫情更是讓許多低收入國家陷入困境。在主權債務方面，中國已成為低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最大的雙邊債權國之一，對華本息支付在相當多國家的雙邊債務中占到大頭，債務重組談判也往往繞不開中國。

作為研究分析師，我協助團隊開展低收入國家的債務可持續分析。剛開始，復雜的債務數據庫與分析框架中紛繁的變量一度令我焦頭爛額，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勝任。然而，持續主動地學習與系統整理，讓我逐漸理解了這套分析工具的底層邏輯。這一框架由IMF與世界銀行共同開發，需要我們綜合債務存量、償付計劃、宏觀預測及壓力測試等多重維度，對一國未來20年左右的主權債務風險做出評估。這項聽起來技術性很強的工作，背后牽動的是近70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命運：一份分析報告的結論，可能直接決定一個國家能否獲得融資、是否需要債務重組，甚至牽引其宏觀政策與債務規劃的調整。可以說，青年參與其中，正是在以自身的專業知識，參與創造全球治理進程中那些雖細微卻至關重要的公共產品。

越是深入參與其中，我便越發認識到，中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債權國之一，更應在這一領域積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早已表明了清晰立場并提出話語框架。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主權債務治理領域，中國不僅有責任提出自身方案，也有能力構建自主的債務分析體系。這既是有效管理海外債權的需要，更是以大國姿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環。目前，中國已初步搭建起相關框架雛形：財政部于2019年推出《“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BRI-DSF），明確參照IMF/世行的技術路徑；2023年又發布面向市場準入國家的配套文件，形成覆蓋多類經濟體的分析能力。它們是奠基石，但仍需進一步完善：一方面更系統地吸納我國海外債權結構與擔保安排的差異性，體現中國特色；另一方面與IMF/世行即將推出的新框架LIC-DSF（低收入國家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兼容匹配，同步提升數據透明度與壓力測試的嚴謹度，以確保其前沿性、兼容性與國際公信力。

目前，我正深度參與LIC-DSF的審查和升級工作。未來，我期望將在LIC-DSF與SRDSF（市場準入國家主權風險和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實踐中積累的方法與洞察，運用于國內相關領域的能力建設。希望協同國內專家，構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主權債務可持續性與風險管理工具箱”，覆蓋從政策評估、項目論證到資產組合管理、壓力測試，再到債務重組談判的全流程。同時，應力求與財政部、央行、其他政策性及開發性金融機構的相關工作流程嵌合，實現各個參數能在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間“雙向對譯”。

回望這一路的學習與實踐，我愈發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要在“主權債務”這一影響深遠的領域，融匯IMF/世行框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工具，助力中國實踐實現其全球公共價值。

聯合國80年的發展歷程清晰表明，全球治理不是靜止不變的體系，而是一個不斷被新興力量塑造與推動的進程。今天，青年肩上的任務更加復雜。正如開篇所說，新時代青年要做新工具的創造者、國內外規則的轉譯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這是我一路積累形成的體會：“新工具的創造者”體現為硬實力，是青年內化前沿知識并在實踐中靈活應用和分享的能力；“國內外規則的轉譯者”體現為跨文化交流能力，是青年把國際規則轉化為中國實踐、把中國智慧貢獻于全球治理的能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體現為軟實力與制度性影響力，是青年將個人努力融入人類制度性進步、為世界提供可持續公共方案的能力。同時，我們既要銘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更要將之置身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愿景中，推動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理解，在復雜的利益格局中尋找最大公約數。

這，正是我們新時代中國青年的責任與擔當。（本文圖片由作者 夏正源提供）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