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古代中國在內的“四大文明古國”，從地理上被歸結為大河文明。黃河和長江共同孕育了中華文明，而治水一直是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

識水性，化水害為水利

早在春秋時，老子便對水之德有透徹的認識，“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但水具有明顯的兩面性。人能治水，水則利人；人不治水，水則害人。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都很重視水，游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而農耕民族一年收獲多與少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水源情況。這才有了“有收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的俗語。降水應時節變化，為了更好地指導農耕，古人在生產生活中不斷積累經驗，形成了諸多諺語。最為人熟知的便是“春雨貴如油”。春播之際下雨，正利于作物生長。但同樣的雨若下在麥熟待收之時，便不是好雨了。降水不受人控制，因此，古人對天十分敬畏，進行了諸多形式的祭祀。同時，古人明白要確保農耕的收成，只依靠祭祀是不行的，還要依靠人的辛勤勞作。由此，農耕文明便逐步孕育出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

古人眼中的水，除了降水，還有地上的江河湖海。這些水是治水的重點。治水是為了用其利，而避其害。要達到這一目標，首先需要認識水的特性。古人治水的傳統由來已久。《山海經·海內經》有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鯀（大禹之父）面對洪水，想以“息壤”來堵塞洪水，結果失敗了，鯀被堯帝下令殛殺。之后，大禹吸取父親失敗的教訓，改堵塞為疏導，繼續治水，方得成功。這父子兩代的做法差異看似是方法不同，實則是對水的特性認識不同。大禹基于正確的認識，采取了因勢利導的方法，為后世治水奠定了基礎。“因勢”是治理的前提、根本。治水需要先知其勢、析其勢、理其勢，才能合理制定“利導”的方略。司馬遷在親歷踏勘當年大禹治水的許多要地的基礎上，在《史記·河渠書》等篇章中，專門闡述了大禹是如何因勢利導的。司馬遷到會稽山時，便聽說大禹曾在此獲得帶有玉字的金簡，從而得知九州山河形勢，并領悟河道疏浚、水患治理的原理。此外，大禹還在此得到了狀似太陽的赤圭和狀似月亮的碧圭，各長一尺二寸，由此，他得以丈量天地萬物。大禹還登匡廬高峰，觀覽九江形勝，總體把握水的態勢，以便制定疏導方略。至今，匡廬山主峰上還留有“禹王臺”景觀。

因勢利導，成就千秋水利功業

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記錄了大禹治水的要點，“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其中，“隨山浚川”是關鍵。山高而水低是自然大勢。利用湖泊、濕地等的水澤消化江水帶來的水患；又開兩渠分流，使河水順利流入渤海。這些都是因勢利導的做法。這種治水思想，從大禹開始，之后歷代傳承。僅《史記》中涉及的就有邗溝、都江堰、鄭國渠、靈渠，以及 “井渠”（即坎兒井）。

邗溝是人工開鑿的水渠，南起揚州，北達盱眙，溝通長江與淮河，是春秋末年吳王夫差為稱霸運兵所開鑿的運河。它是中國古代南北水上交通的發端，為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

都江堰由戰國時的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筑。這項水利工程對水勢的利用，可謂臻于化境，歷兩千余年而未衰，至今仍為當地貢獻著巨大效益。都江堰的成功與李冰的充分準備是分不開的。李冰在動工前，充分分析前人治水的得失，并廣泛走訪、踏勘，了解民情和山水、地形等各種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一整套順應當地實際和自然之道的方案。在其 “深淘灘，低作堰”等思想的指導下，蜀地建設了可以無壩分水的魚嘴分水堤，兼具排沙、泄洪、調水功能的飛沙堰和集調控、導引、分流功能于一體的寶瓶口，再加上一系列配套舉措，形成了都江堰這一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偉大奇跡。李冰既善納道家順天而因勢的思想，又博采蜀地民眾長期積累的治水經驗，才造就了都江堰。都江堰的建造智慧從寶瓶口的開鑿便可窺見一斑。寶瓶口開在湔山伸入江中的虎頭巖上，山石極硬，如何鑿出水道？蜀人積薪于崖上需鑿之處，再引火燒崖，將崖燒紅、燒燙，突然澆上冷水，崖石便會發生龜裂，然后蜀人就可以將裂石撬開。如此反復整整八年，蜀人生生鑿出了寶瓶口，實在超卓不凡。

都江堰的修建，造就了天府之國。而鄭國渠的鑿通，則將關中平原變為沃野，成就了秦王嬴政一統天下的霸業。《史記·河渠書》記載，“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命人在湘江與漓江之間修建了靈渠。靈渠鑿通后，秦朝大軍由此乘船攻克嶺南。秦始皇旋即設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嶺南自此被正式納入秦王朝版圖。靈渠由鏵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水涵、陡門、堰壩等部分構成。其中，鏵嘴有分水作用，大、小天平和南、北渠有導流作用；而陡門主要負責蓄水行舟等。靈渠貫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使大半個中國連成一體，意義巨大。《徐霞客游記》曾生動描寫靈渠的情況，“橋跨靈渠上，渠至此，細流成涓，石底嶙峋。時巨舫鱗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則去箔放舟”。

上述著名水利工程都在地面上，而坎兒井則在地下。《史記》中稱之為“井渠”。干旱地區的人民開鑿坎兒井主要是為了灌溉和生活。在新疆吐魯番，干旱酷熱的氣候致使地表水無法成流，而接受充足日照的眾多雪峰，會源源不斷融化出雪水，融水成為當地重要水源。但廣袤戈壁酷熱干燥，地面水流蒸發、滲漏嚴重，因此，無法采取地面運水方式，只能依靠地下運水。由高往低、自流灌溉的坎兒井系統，應運而生。坎兒井由豎井、暗渠、明渠及錯現 （小型蓄水池）等組成。豎井、明渠與地面相接，方便灌溉、生活等；而暗渠則為地下水道。僅吐魯番一地，便有1100多條暗渠，總長達5000余公里。暗渠的開鑿，全靠人工，需耗時數年乃至十數年。而開鑿暗渠之地的土質皆為砂礫、黏土膠結的情況。砂礫可使渠壁堅固而不坍塌，黏土可使水不滲漏，而二者膠結，凝為一體，形成了天然的混凝土，為當地人開鑿坎兒井提供了極大便利。可以說，先秦就已開鑿坎兒井的先民，是在將山勢、水勢、土質、地形、季節變換等諸多自然因素認識得極為透徹的基礎上，才開發出這了不起的坎兒井。沒有坎兒井，就沒有吐魯番。

諳安瀾之道，筑邦國之基

古人治水，其道深矣。治水安瀾之道不僅在于工巧物用，更在于制度之智、文化之蘊。在大禹時期，治水即與治國互為表里，共為王者宏業。孔子贊大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將治水與民生疾苦、為政之本相連；管子亦明示，“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水為其中一害）……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歷代明君賢臣，莫不以興水利、除水患為固本之要。而《尚書·禹貢》更記載，九州貢賦的制度實則奠基于大禹治水之功。大禹分疆理水，疏導川瀆，然后創立貢賦制度，將自然形勝轉化為政教綱維，終致“國基永固，社稷安寧”。由此觀之，水利是農耕的命脈，也是治國安邦的根本。

中國千百年治水傳統積累了大量智慧，有三條格外值得今人借鑒。第一，因地制流，分域而理。無論是大禹劃九州、定貢道，還是李冰察岷江水性而創造無壩分水的奇跡，其成功的要旨都在于精準把握山川形勢、水脈性情。水因地異、流隨時變，治水者必須審度機宜、隨勢施為。此中智慧正與現代區域協調、分級治理之道相通。第二，聚民力以成偉業，集眾智以定天下。治水工程浩繁，需要長時間投入大量人力。都江堰的成功，不僅依賴李冰父子的運籌，更依賴蜀中百姓胼手胝足，傾盡智慧與血汗。民為治水之基石，也是智慧之源泉。歷代明主治水，多能體恤民瘼，善用民力，使百姓于參與中獲益，于受益中歸心，最終形成治國安邦的磅礴合力。第三，治水與治心相濟，安瀾與安民同功。水性無常，旱澇相循，一時之功難求永逸。治水不只是土木之役，更需建立長治之規以求人心安定。正所謂“治國猶治水，水利則民安，民安則國治”，治水的終極目標在于社稷安定、蒼生樂業。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為政者法度修明，賞罰有信。

古代治水智慧更孕育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精神。對水的敬畏與運化，孕育出“天人合一”“因勢利導”的哲思；對治水功勛的追念，則化育了祭禹之典、修渠之祀等禮俗。“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在治水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古人深知水之靈性，既懷敬畏，又重疏導，認識到在治水的過程中，“疏”勝于“堵”。古人既敬畏自然，又不斷加深對自然的理解，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努力改善著自己的生活。而大禹作為治水圣王，享祀不絕；都江堰李冰父子、錢塘江潮神伍子胥等由治水功臣衍化為神祇，都是萬民祈愿海晏河清的表現。這樣的文化血脈，貫通水利與社會，使治水成為凝聚共識、維系秩序的關鍵。

回望青史，自大禹分疏水道，至秦漢渠堰縱橫，再至歷代河督整飭洪防，治水之術日精，治水之制日善。在今天中國防洪抗旱、流域統籌、南水北調等諸多偉業中，先賢智慧仍在發揮著巨大作用：唯有敬畏自然規律，統籌四方之利，兼濟當下與長遠，才能達到“水利則國興”的境界。從大禹治水起，人與水數千年的歷史證明，只有順應自然，因勢利導，才能遠水害，而趨水利，最終實現河定民安、國泰邦寧。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

“中國文化系列解讀”到此已全部完結。本系列共15篇文章，涉及“天”“地”“人”三個層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如“天人合一”思想、中國建筑文化、中華民族農耕傳統等進行解讀。各位讀者可以通過閱讀該系列文章，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基礎性、系統性認識。

責任編輯：單笑斐